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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病房里的静默是种有重量的东西。不是真的安静——墙角医疗泵运行时发出极低频率的嗡鸣，氧气湿化瓶里气泡上升破裂的细微“咕嘟”声，还有病人那缓慢、费力、带着痰音的呼吸，一起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背景白噪音。但这声音不让人觉得嘈杂，反而衬得房间更加空旷，更加……静。一种被仔细调节过的、近乎神圣的静。

    顾维安站在病床尾，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，微微低头，看着手中的电子病历板。屏幕的光映在他无框眼镜的镜片上，遮住了他的眼神。病床上躺着一位姓陈的老人家，肝癌晚期多发转移，全身蜡黄，腹部因为腹水高高隆起，像怀胎十月。眼睛深陷，瞳孔因为肝功能衰竭已经有些浑浊，但此刻是闭着的，似乎在昏睡。各种颜色的管子从被子下伸出来，连接着泵、监护仪、氧气瓶。

    “血压90/60，心率110，血氧92%。”旁边的护士低声汇报，手里记录着数据，“昨晚后半夜疼醒两次，按需给了5毫克吗啡，能再睡一会儿。早上喝了小半碗米汤，吐了。家属刚才出去接电话了。”

    顾维安点点头，在平板上划动，调整着镇痛泵的背景剂量，又加了一个定时给药的指令。“把背景剂量上调20%，定时给药间隔缩短到四小时一次。如果他醒了还疼，可以再给一次按需剂量，上限提到7.5。”他的声音平稳，清晰，没有任何多余情绪，像在调试一台精密仪器的参数，“营养液流速再调慢一点，加一组止吐的。口腔护理加强，他嘴唇太干了。”

    “好的，顾医生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顾维安的世界。一个被清晰边界框定的、名为“终点”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死亡不是意外，不是失败，是写在病程记录首页的诊断，是每天查房时都要重新评估的、不断临近的终点线。治愈是奢望，治疗的目标是“舒缓”——舒缓疼痛，舒缓呼吸困难，舒缓对死亡的恐惧。他的武器库是阿片类药物、镇静剂、抗焦虑药，以及一种近乎冷酷的、对痛苦和死亡的深刻理解与接纳。在这里，感情用事是危险的，会干扰判断。他的职责，是陪着这些人，用最专业、最人道的方式，走过生命最后那段最黑暗、最崎岖的路。他相信，在无可挽回的终结面前，保持尊严、减少痛苦，是医学能给予的最后，也是最珍贵的慈悲。

    他最后看了一眼监护仪上那些跳动的数字，对护士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出病房。走廊里光线柔和，墙壁刷成淡米黄色，试图营造一点暖意，但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、药品和某种难以言喻的、属于衰弱身体的气息，让这努力显得有点徒劳。

    “顾医生，”护士站的值班护士叫住他，“3号病房新来的那位林女士，情绪很不稳定，一直在哭，说疼，但又拒绝用镇痛泵，说怕‘上瘾’、‘糊涂’。家属也劝不动。您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
    顾维安脚步没停，只是转向3号病房。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压抑的、断断续续的啜泣，和一个年轻男人（大概是儿子）无奈又焦急的劝慰声。他敲了敲门，然后推开。

    病床上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，乳腺癌骨转移，疼得整个人蜷缩着，脸上全是泪水和汗水，头发黏在额角。看到医生进来，她像是抓住救命稻草，又像是更害怕，哭声猛地大了些：“医生……我疼……背，骨头里……像有锥子在钻……可是我不要打那个吗啡，我不要……打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糊里糊涂地死……我不要……”

    她儿子红着眼圈站在床边，束手无策。

    顾维安走到床边，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先看了看床头挂着的镇痛泵——确实没开。他拿起听诊器，做了几个简单的检查，动作轻柔。然后，他拉过一把椅子，在床边坐下，视线与病人平齐。

    “林阿姨，”他开口，声音不高，但很稳，带着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，“我知道您很疼。骨转移的疼，是癌痛里最厉害的几种之一，像您说的，锥子钻骨头，一点没错。”

    病人似乎没想到医生会这样直接承认痛苦的剧烈，哭声小了点，抽噎着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您不想用吗啡，是怕用了以后，脑子不清楚，没法跟家人好好说话，没法清醒地……走完最后这段路，是吗？”顾维安继续问，语气平静，像是在确认一个症状。

    病人用力点头，眼泪又涌出来：“是啊……我……我想记住他们，想跟他们说话……不想迷迷糊糊的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理解。”顾维安点点头，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支笔，但没有立刻写什么，只是拿在手里，“但是林阿姨，您知道吗？剧烈的、持续的疼痛，本身就会严重消耗您的精力和意识。您会因为太疼而没法集中精神说话，没法好好看家人一眼，甚至因为疼痛带来的恐惧和焦虑，反而更‘糊涂’。疼痛，才是现在让您‘不清醒’的最大敌人。”

    病人怔住了，连抽泣都停了一瞬。

    “我们用镇痛药，不是为了把您‘麻倒’，让您什么都不知道。”顾维安的语气依旧平稳，像在解释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，“我们的目标，是把您的疼痛，控制在一个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。比如说，从10分的剧痛，降到3、4分的隐隐作痛。让您能在不被打断的剧痛折磨下，喘口气，喝口水，跟儿子说几句话，甚至……睡个不那么痛苦的觉。我们会有专门的疼痛评估量表，您和护士随时沟通，我们一起调整药量，找到那个既能缓解疼痛、又不会让您过度镇静的‘平衡点’。好吗？”

    他看着病人的眼睛，眼神里没有同情（那可能会被理解为怜悯），只有一种专业的、可靠的坚定。“您不是一个人在和疼痛打仗，我们是一起的。您告诉我有多疼，我来帮您调‘武器’。信任我，也信任您自己的身体，它需要一点帮助，才能让您最后的日子，过得……稍微像样一点。”

    病人呆呆地看着他，眼泪还在流，但里面的恐惧似乎少了一些。她看了看儿子，儿子赶紧点头：“妈，听医生的吧，啊？您这样疼着，我看着更难受……”

    顾维安拿起笔，在查房记录上快速写下调整镇痛方案的医嘱，同时口头对跟进来的护士说：“从最低剂量背景输注开始，联合一点非甾体抗炎药。每小时评估一次疼痛评分，随时调整。给林阿姨看看疼痛脸谱图，教她怎么准确表达。”

    离开3号病房时，里面的哭声已经变成了低低的、疲惫的啜泣，但不再是那种充满恐惧的哀嚎。儿子追出来，连声道谢。顾维安只是点点头：“多陪她说说话，握握她的手。有时候，陪伴比药物更能缓解对死亡的恐惧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他的日常。在绝望的泥沼中，用理性和药物，铺设一小块可供站立的、干燥的石头。他见惯了各种面对死亡的反应——愤怒的、讨价还价的、抑郁的、接受的。他能精准地识别每一种情绪背后的心理需求，并给出最恰当的药物或非药物干预。他像一个站在生命终点的灯塔守夜人，冷静地注视着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只，用灯光（药物和关怀）为他们照亮最后一段航程，却从不幻想自己能改变大海吞噬一切的命运。

    直到沈佳琪出现在他的安宁疗护病区。

    她不是病人，也不是家属。她是作为萧氏基金会“生命关怀”公益项目的联络人，来洽谈合作和考察的。顾维安接到通知时，正在为一个躁动不安的临终病人调整镇静方案。他匆匆结束，回到办公室。

    她已经在办公室里了，背对着门，看着墙上挂着的、本院创始人提写的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的条幅。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套装，身姿挺拔，头发一丝不苟。听到开门声，她转过身。

    “顾主任，抱歉打扰。”她微微颔首，语气是标准的商务礼貌，但那双眼睛——顾维安瞬间就注意到了——平静得过分，甚至可以说是……空洞。不是懵懂的空，是那种看尽了所有风景、然后主动把一切都清空后的、深不见底的静。他来安宁疗护科八年，见过无数双濒死的眼睛，有恐惧，有不甘，有释然，但从没见过这样一双……仿佛早已生活在死亡另一侧的眼睛。

    “沈总，欢迎。”顾维安示意她坐，自己走到办公桌后，“听说基金会想支持我们扩建家庭病房和哀伤辅导项目？”

    接下来的谈话，专业，高效。沈佳琪对安宁疗护的理念、服务模式、甚至一些常用药物的优缺点，都显示出相当程度的了解。她提出的问题也很实际：居家安宁的医疗风险如何控制？哀伤辅导对降低家属远期心理疾病发生率的具体数据？志愿者培训体系如何确保专业性？

    顾维安一一解答。但他发现，沈佳琪的关注点，似乎总是微妙地偏向那些“不可解决”的部分。比如，当谈到疼痛控制总有约10%的病人属于“难治性疼痛”，现有药物效果有限时，她会追问：“那对这10%的病人，除了药物，你们还能做什么？眼睁睁看着他们疼？”当谈到面对死亡恐惧的心理支持时，她会问：“如果一个人，他的‘恐惧’不是对死亡本身，而是对‘死后世界’的绝对虚无，或者是对‘生前某些事’的无法释怀，这种‘疼’，你们有‘药’吗？”

    这些问题让顾维安感到一丝异样。她不像是在考察项目，更像是在……寻找某种答案，或者说，在验证某个她自己早已得出的、关于痛苦和死亡的无解方程式。

    “我们没有‘药’能解决所有心灵的痛苦。”顾维安谨慎地回答，“尤其是那些根植于个人独特经历的、深层的创伤或遗憾。我们能做的，是提供一个安全、不被评判的环境，倾听，陪伴，帮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完成一些未竟的心愿，或者……至少，让他们感到自己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这些。有时候，‘被看见’和‘被陪伴’本身，就是一种缓解。”

    “被看见……被陪伴……”沈佳琪低声重复，目光有些飘忽，“如果一个人，拒绝被看见，也拒绝陪伴呢？如果她觉得，所有的‘看见’都是误读，所有的‘陪伴’都是负担呢？这种‘疼’，是不是就……无药可医了？”

    顾维安的心微微一沉。他看着沈佳琪，看着她那张美丽但毫无生气的脸，看着她眼底那片冰冷的荒原。突然之间，他明白了。她问的，或许不是病人。她问的，是她自己。

    之后，因为项目合作，他们又见过几次。沈佳琪偶尔会来病区，安静地观察，从不打扰。她会站在病房外，隔着玻璃，看护士为病人轻柔地翻身、擦洗；她会坐在活动室角落，看社工带领情况尚可的病人做简单的手工或回忆治疗；她甚至有一次，在征得同意后，安静地旁听了一场家庭会议，听顾维安用最平实的语言，向家属解释病情已不可逆，共同制定最后的照护目标。

    顾维安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她。在她冷静专业的外表下，他总能看到一丝极力压抑的、深切的疲惫，和一种……与周围“临终氛围”格格不入却又奇异融合的疏离感。她像一座行走的、活生生的、早已完成了所有临终心路历程（否认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抑郁、接受）的“标本”，平静地行走在这些还在挣扎的灵魂中间。

    一次，项目会议后，他们并肩走在病区安静的走廊里。路过一间病房，门开着，里面一位老爷爷已经到了最后时刻，呼吸慢而浅，家属围在床边，低声啜泣，握着老人的手，说着告别的话。空气里弥漫着悲伤，但还有一种奇异的安宁。

    沈佳琪在门口停下了脚步，静静地看着里面。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顾维安注意到，她的呼吸似乎停滞了一瞬，垂在身侧的手指，几不可察地蜷缩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害怕吗？”顾维安轻声问，不是作为医生，更像是作为一个观察者。

    沈佳琪缓缓转过头，看向他，眼神依旧平静。“怕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死亡。或者，这种悲伤的气氛。”

    沈佳琪摇了摇头，目光重新投向病房内。“不怕。很……真实。”她顿了顿，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，“比外面很多地方……都真实。至少这里的疼，这里的悲伤，都是真的。不掩饰，不包装。”

    顾维安心中一动。“你喜欢……真实？”

    “我喜欢‘不假装’。”沈佳琪纠正道，声音很轻，“疼就说疼，要死了就说要死了，舍不得就说舍不得。不用强颜欢笑，不用算计得失，不用扮演坚强。多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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